中美生物医药的安全边界与合作空间

2025年12月1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协商版本，这项国防政策法案的授权规模约为9010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该立法连续60余年获美国国会通过，延续其“年度必过法”的地位。更关键的是，此次NDAA纳入了修订版《禁止与某些生物技术供应商签订合同法案》的制度性框架。该框架授权美国联邦行政部门制定“受关注的生物技术公司”名单，并禁止联邦机构及其合作方与名单内企业签订合同或提供特定资金，从而对涉及特定“受关注外国”（如中国）背景的生物技术供应商实施系统性管控。

中国生物医药强势崛起

美国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关注与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创新能力与国际化交易的快速上升。根据《经济学人》2025年11月29日报道及其配套图表，中国“在研创新药”数量到2025年1月已达约2.5万种，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经济学人》的图表还表明，按“临床试验启动”口径统计，中国企业所在地对应的全球占比已从2009年的个位数水平上升至2024年的接近三成，成为全球临床研发活动的重要力量之一，从而使中国成长为进步最快的国家。

生物医药关乎国家安全与经济影响力，美国担忧基因数据、关键试剂和生产能力外流可能被用于军事或情报目的，中国则将其视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与实现科技强国目标的重要支柱。多家机构（如IQVIA、Evaluate Pharma、麦肯锡等）的研究预测，未来数年全球生物医药和处方药市场仍将新增数千亿美元规模，创新药品类将是主要增量来源，谁能主导关键创新技术和产品，谁就将在这一轮全球竞争中掌握更多主动权。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快速崛起被美国视为对其长期主导地位的挑战，也加速了双方将生物医药纳入国家安全与地缘博弈框架的“安全化”趋势。

尽管博弈加剧，中美在生物医药领域的互补性仍然显著：美国拥有全球最大医药市场和领先的基础研究能力，中国则在临床试验速度、成本效率和患者基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美国头部药企对与中国创新药企的合作仍有强烈需求。据《经济学人》报道，2025年5月，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向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康方生物支付12.5亿美元，获取其一款实验性癌症药物在中国境外的制造和销售权。同月，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与中国恒瑞医药达成5亿美元协议，共同开发一款肺部疾病治疗药物，加上最多9种药品的期权，交易总价值最多可达20亿美元。这些案例体现出从单纯授权向联合开发、全球商业化分工的模式演进。

生物医药产业版图将重塑

上述互补的产业现实必将造成美国制药行业与美国政府之间对中国持有不同态度，如何利用好这种互补性来阻止美国将生物医药领域纳入国家安全与地缘博弈框架的“安全化”。

辉瑞、葛兰素史克等巨头与中国企业的巨额交易，凸显商业逻辑对冲政治压力的力量。最终平衡取决于战略拉锯与市场需求的互动：一方推动脱钩重组，另一方维系合作纽带。这将重塑生物医药产业版图，倒逼中国加速转型，提升自主能力，同时考验全球科学协作能否超越零和思维，避免损害人类健康福祉。

（徐安龙，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首席科学家，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中西医结合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原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原中山大学副校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分子免疫学博士。刘宇，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青年科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史学博士。）